2026年6月，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发布重磅战略报告《医药瓶颈：如何降低美国医药与生物技术供应链对华依赖》。这份由多名美国顶级智库研究员联合撰写的报告，抛出了一个颠覆美国行业固有认知的核心判断：美国对中国医药供应链的依赖，早已不是普通贸易问题，而是和稀土困境同源、甚至风险更深远的结构性国家安全隐患。
不同于浅层的商品进口依赖，美国医药领域的对华依赖，具备深度更深、覆盖更广、不可替代性更强的特征。这种格局并非单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数十年持续产业布局、政策扶持、产能积淀造就的战略优势。如今，风险已从传统仿制药原料，全面蔓延至生物制剂研发、全球临床试验、合成DNA等下一代生物医药核心领域。中国完全有能力像管控稀土资源一样，通过层级化供应链管控，对美国医疗体系形成精准牵制，成为制衡美国的全新战略筹码。
相较于稀土领域的资源依赖，美国医药供应链的卡点更为隐蔽、致命且难以快速替代。一旦风险爆发，直接冲击美国基础医疗运转、急诊救治、慢病治疗与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其社会与国家安全代价，远超传统关键矿产短缺。
一、依赖真相：不止成品原料，贯穿全产业链上游命脉
长期以来，美国市场普遍存在认知误区：美国仅部分低端仿制药原料依赖中国，通过多国采购、产能外迁即可快速化解风险。但这份报告彻底推翻了这一观点，直指美国医药供应链的核心软肋——真正的依赖不在下游成品，而在几乎完全被中国垄断的上游核心底层物料。
在小分子药物完整生产链路中，关键起始物料（KSM）是所有药品生产的基础底座，可衍生出多种药物中间体、活性药物成分（API）与成品制剂（FDF），处于整条供应链最上游、最核心的卡位。目前，美国近700种获批上市药物，至少依赖一种完全由中国生产的核心化工原料，覆盖他汀类降脂药、抗生素、抗癫痫药、抗癌药、艾滋病特效药等刚需品类。
其中风险最突出的，是中国直接对美出口的刚需医药原料与成品，包括预防器官移植排异的免疫药物、医院广谱抗生素、临床急救强效抗凝血药等，直接决定美国重症救治、移植手术、日常诊疗的正常运转。
更隐蔽的风险来自间接供应链。中国虽未直接出口部分阿莫西林、去甲肾上腺素等药品成品，但垄断了其全部上游关键起始物料。美国目前通过印度、欧洲等第三国分散采购相关药品与API，看似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实则只是“表面避险”。所有第三国的生产原料，依旧高度依赖中国供给。
这意味着，中国无需直接对美断供，仅需限制上游基础物料的第三国供应，或间接施压海外厂商，即可沿供应链层层传导，引发美国多款核心药品短缺。上游KSM具备“一对多”的供给特征，单一物料受限，会同时冲击数十条药品生产线，形成连锁式供应链震荡。
数据足以印证中国的绝对主导地位：2021年中国抗生素出口量占全球五分之一，抗生素原料药出口量接近全球半数；核心刚需药阿莫西林的中国产能，是印度的三倍，而美国每年阿莫西林处方量超6000万张，高度依赖海外供应链供给。
二、风险升级：从仿制药原料，蔓延至下一代生物创新根基
本轮医药供应链依赖最核心的危机，不在于现有仿制药供给，而在于美国生物医药创新能力的系统性外移与空心化。过去十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崛起，已从低端原料代工，升级为全球创新研发、临床试验、合同研发生产、合成生物学基础设施的核心承载地。
全球临床试验格局的变迁最具代表性：中国在全球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中的份额，从2009年的1%飙升至2024年的30%。大量早期药物试验、临床数据积累、工艺迭代环节向中国集中，直接削弱美国转化医学研究、应急医疗储备与新药研发能力。相较于小分子药物的供给短缺风险，创新底层能力的流失，影响更为长远、不可逆。
生物制药领域的结构性依赖已然成型。单克隆抗体等高端生物药，是下一代精准医疗的核心赛道，但其产线建设、验证、获批周期长达8年，短期内无法快速新建替代产能，容错率极低。目前全球单抗三期临床核心项目中，中国企业占据55个中的32个，掌握过半核心研发管线。
以药明生物为代表的中国CDMO企业，形成了全链条绑定的商业模式，从药物发现、临床开发到商业化生产提供一体化服务，让海外药企的研发项目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转换服务商的成本随项目推进持续攀升，最终形成刚性依赖。数据显示，79%的跨国药企正在使用中国生物医药制造商的服务；2025年药明生物新增209个综合项目，近半数来自美国客户，手握74个后期临床项目与25个商业化生产项目，深度绑定美国高端医疗供给。
与此同时，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全球话语权持续跃升：2025年中国生物医药对外授权交易额达1377亿美元，较2021年暴涨十倍，越来越多跨国药企选择采购中国候选药物、核心技术，开展深度联合研发，美国生物医药的创新主导权正在被动稀释。
更前沿的风险聚焦于合成DNA赛道。作为未来生物药、基因治疗、人工智能药物研发的底层基础设施，合成DNA的供给能力直接决定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上限。目前全球86%的合成DNA供应由三家企业掌控，中国金斯瑞位居前列，其余两家头部企业也在中国布局大规模产能，且合成DNA所需的核心核苷酸原料，高度集中于中国生产，让美国未来生物创新的底层命脉受制于人。
三、四大博弈筹码：中国可全方位掌控美国医药供应链
报告明确指出，医药供应链具备极强的“刚性卡点”特征：刚需药品无低价替代方案，临床需求刚性不随价格波动，且药品产线建设、供应商切换、FDA审批验证周期极长，危机发生后无法快速补位。基于全链条产业优势，中国可通过四种分层方式，将医药供应链转化为战略筹码。
第一，直接断供核心刚需物料与成品。中国可直接限制对美出口关键KSM、API及成品制剂。即便美国仿制药及投入品对华直接进口占比仅13%，但多款救命药、急救药、专科药实现对华100%单一依赖，局部断供即可直接引发美国医疗系统紧缺危机。
第二，间接管控第三国供应链。不直接针对美国市场，通过限制印度、欧洲等地区的上游核心物料出口，切断美国海外采购的源头供给，间接引发美国药品短缺，规避直接贸易摩擦，实现隐蔽化、精准化施压。
第三，长臂管控海外生产环节。依托上游KSM垄断优势，对使用中国原料的海外药企施压，禁止其将相关API、成品制剂出口美国，从生产源头阻断美国供应链补给，实现全链条管控。
第四，收紧高端研发基础设施合作。通过调整临床试验合作、技术授权、生产代工规则，限制美国获取核心临床数据、研发工艺与合成生物学基础设施，从根源上削弱美国下一代生物医药创新能力，形成长期技术制衡。
四、三大结构性卡点：美国医药依赖的核心困境
报告摒弃了笼统的供应链风险判断，精准划分出美国对华医药依赖的三类结构性卡点，明确不同环节的风险差异，也印证了美国“简单去风险无效”的核心困境。
1. 上游原料卡点：下游多元化形同虚设
这是典型的“N-1供应链陷阱”：即便美国将API、成品制剂采购分散至全球多国，但所有下游厂商的上游核心KSM、中间体、基础化工原料，均高度依赖中国。以阿莫西林为例，中国掌控其94%的上游关键起始物料，全球非中国产的阿莫西林，几乎全部依托中国原料生产。这类刚需平价仿制药利润极薄，美国企业无动力搭建完整本土产业链，长期形成刚性上游依赖。
2. 生物制造卡点：高端产能不可逆外移
生物药产能建设周期长达数年，监管验证流程复杂，一旦外移难以快速回迁。美国在单抗等高端生物药的研发、代工、商业化生产环节持续缺位，中国企业承接全球核心项目与产能，逐步主导高端生物药产业链，美国正在丧失下一代医疗技术的自主供给能力。
3. 创新基建卡点：未来赛道话语权旁落
合成DNA、生物测序、AI药物设计等底层基础设施的对华依赖，让美国未来生物医药创新的核心工具、数据、产能受制于人。在AI赋能生物研发的新时代，谁掌控底层基础设施，谁就掌控未来药物创新的节奏与方向，这一卡点的长期战略风险远超短期药品短缺。
五、困局溯源：美国二十年积弊叠加产业失衡
报告复盘数十年产业变迁，明确美国医药供应链深陷被动，是市场机制失衡、监管滞后、产业政策缺位的叠加结果，并非短期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前，美欧日主导全球医药全产业链。1984年美国《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恢复法案》落地后，仿制药市场快速扩容。同时，批发商整合、最低价中标机制、医保支付压价、药品关税下调等多重因素，持续压缩本土原料药、中间体生产利润。美国低端医药产能持续外迁，中国凭借产业政策扶持、完整产业链、成本优势，承接全球绝大部分产能，逐步从成本优势升级为结构性垄断优势。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治理长期存在短板：FDA审批周期冗长、供应链数据不透明、部门权责分散、战略储备资金不足、协同机制缺失，导致美国早已识别风险，却二十年难以落地系统性整改，依赖程度持续加深。
六、美国补救布局：从贸易调查到产业回流的全链条动作
近二十年来，美国逐步将医药供应链依赖从产业问题升级为国家安全问题，尤其自特朗普第二任期起，推出一系列强硬举措，试图扭转被动局面。报告梳理了2008年至今美国核心政策与供应链危机时间线，清晰展现其补救路径。
奥巴马政府（2009—2014）：FDA设立海外监管办公室，提升进口药品监管标准；商务部、FDA发布风险报告，首次公开警示肝素等药品的对华供应链风险。
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0）：成立跨部门供应链评估工作组；非洲猪瘟、新冠疫情先后引发全球医药供应链震荡，美国援引《国防生产法》保障应急医疗物资生产；出台行政令，要求FDA划定国家基本药物保障清单。
拜登政府（2021—2024）：启动100天供应链脆弱性专项审查，成立专项工作组；多次援引《国防生产法》，投资本土医药原料产能、保障检测产品与疫苗生产；发布药品短缺防控政策白皮书，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特朗普第二任期（2025—2026）：2025年4月启动医药进口232条款国家安全调查，覆盖成品药、API、KSM等全链条；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简化本土药企建厂审批流程；2026年4月落地重磅关税政策，对进口专利药及原料药征收100%关税，通过税费减免激励企业产能回流、签署优惠定价协议。
七、去风险难点：盟友机制空转，政策副作用凸显
报告直言，美国当前的“去风险”举措存在明显短板，多重制约导致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华依赖。
首先，盟友协同机制流于形式。美日韩印欧组建的生物制药联盟、欧盟《关键药品法案》仅停留在磋商层面，缺乏共享库存、监管互认、联合采购、产能共建的实质性落地机制。各方看似多元化采购，实则全部依赖同源的中国上游原料，无法真正规避风险。
其次，产业政策存在多重副作用。本土产能回流、关税壁垒、优先采购等举措，会直接推高药品生产成本，加剧平价仿制药供给压力；贸易保护举措可能引发他国对等反制；盲目扩张产能易造成落后产能锁定、供需错配；过度出口管制，反而会倒逼中国加速核心环节国产替代，进一步巩固产业优势。
最后，技术转化断层明显。美国拥有全球顶级的生物医药科研体系与前沿技术，如AI辅助制药、无细胞合成、模块化生物制造等，但缺乏产业化落地激励。企业为规避监管变更、产能迭代风险，不愿主动采用新技术，导致科研优势无法转化为供应链韧性优势。
八、核心结论：医药依赖是比稀土更棘手的长期战略难题
在报告最终结论中，研究团队将美国医药供应链困境，正式定性为继稀土之后，美国最严峻的供应链安全危机，且风险复杂度、影响深度远超稀土问题。
稀土依赖集中于矿产资源与精炼环节，而医药供应链依赖贯穿基础原料、中端制造、高端研发、临床数据、创新基建全链条，覆盖民生医疗、公共卫生、国防应急、前沿生物竞争多个核心领域。美国无需复刻中国全产业链模式，也无法通过简单搬迁产能、增加采购渠道破解困局，必须针对三类结构性卡点，实施分层、精准、长期的产业治理。
对于传统仿制药，重点补齐上游KSM产能、完善战略储备；对于生物药，重建美盟友全链条研发制造能力，阻断能力外移；对于合成DNA等前沿赛道，提前布局技术、数据、知识产权与生物安全壁垒。
报告最后警示：美国从不缺少应对风险的政策工具，真正的危机是“拖延不作为”。数十年产业缺位积累的结构性短板，若无法在新一轮危机来临前主动修复，未来终将以药品持续短缺、医疗系统承压、国家战略被动的形式集中爆发，成为美国长期难以破解的“医药稀土困局”。
报告作者：托马斯·J·博利基、杜如松、普拉尚特·亚达夫、奥利维亚·科斯洛夫
报告发布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
发布时间：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