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翻译生涯，从油印刊物《缪斯》开始

郑诗亮：您在大学时代是不是有意识地把您的读书、藏书和写作融为一体，且在这当中形成了互相滋养的关系？

王强：大学时代还不能说是藏书。

郑诗亮：因为那会儿的书都还不入您的法眼。

王强：那会儿我还是一个读者，买书是用来阅读的。写作是在北大逐渐被逼出来的。大学期间，我们英文系有一个刊物叫《缪斯》，和中文系的《启明星》正好相反。《启明星》的主要用途是发表那些原创性作品，就是小说、诗歌，可以说是中文系的路数。西语系，包括我们英文系，创了一个刊物《缪斯》（Muses），是李赋宁先生题写的刊物封面。我有幸出任最早的四个编委之一，主要是翻译当时西方诗歌、散文和文学评论，还有小说。作为编辑，还需要做很多体力活。你有没有刻过蜡板？

郑诗亮：我还真没刻过。

王强：你们现在都是打字了，毕竟是排版时代了。80年代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四年的《缪斯》全部都是用钢板上面铺张蜡纸，用刻字笔一笔一画写出来的。

郑诗亮：好像我中学或者小学时代做的数学卷子也是老师这样刻出来的。

王强：对，刊物都是这样，没有一个是铅字排版。所以，一方面我要干体力活，一篇文章几千字，光手刻蜡板都是不容易的事，最后手指上都生茧了；另一方面，作为编辑，我要写一些简单的编者按、读后感，这样逐渐就开始练笔。所以我是从作为小刊物的编辑开始练笔，同时又逼着自己翻译。有时候杂志要出了，稿子没来，得赶快填空白，所以就逐渐提起笔来写作。

“按图索骥”阅读法：钱锺书、周作人、伍尔夫如何成为购书地图

郑诗亮：之前您曾提到，您会特别注意那些有书卷气、学问好的作家，把他们的书籍、文章当作您自己读书、买书、藏书的地图，我当时称之为“按图索骥”。这一过程，是不是在北大期间就已经开始了？

王强：对，每一位老师的讲课都变成一个索引，我就顺着他们的索引，去找有趣有意思的东西。后来发现，很多作家最适合担当这样的角色。国内两个作家给我的影响最大，一位是钱锺书，一位是周作人。大家虽然说他们掉书袋，但是掉书袋也得有资格，你得读书多，才能把这些值得引用的东西挖掘出来。我当时读到这些作家的文字（对我影响很大），包括梁遇春，我知道兰姆，就是从梁遇春这儿开始的。

郑诗亮：梁遇春还是您的北大学长，他当年也读的北大英语系。

王强：对，当时就从这些作家开始，后来又发现了海外的一些作家。我读到弗吉尼亚·伍尔夫，她的日记几乎是你可以买书的一个（索引），包括她所有的散文。

郑诗亮：她的书信也是。

王强：她的日记加上所有的散文集，特别是《普通读者》（The Common Reader）的正续编，非常精准地记录了从乔叟开始一直到她那个时代的英国文学里程碑。你若是想要进入英国文学，顺藤摸瓜就行，都不需要测试品味，最后会发现，没有一本她提到的著作是不重要的。

郑诗亮：因为伍尔夫本身就是品味最好的读者，提供了一个筛选的标准和门槛。

形式即意义：书的字体、装帧、插画，都重要

郑诗亮：这些作家、学者带给您的影响，除了文字以外，我觉得还在于审美。您会喜欢他们很多书里的插画、装帧设计，这就跟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读书做学问形成了一些微妙的差别，不但关注思想内容，形式审美也是您所关注的。

王强：首先，我喜欢的作家就是，他们在思想机理上展示了一种读书无禁区的理念。这些人对任何内容、思想表达都是这样的态度，包括对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也很关注。周作人就非常关注弱小民族。

郑诗亮：他很关注中欧这些作家。

王强：我是通过周作人才知道波兰作家显克维支的，后来我对很多日本文学作品感兴趣，也是这样。因此他们的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极为开放、宽容。他们的批判也是充满了趣味的评点，而不是带着思想上的偏见去抨击，是对读者平等相待。周作人有很多文章谈儿童文学、儿童心理，非常经典，今天读来都不落后。

这就给了我一个基本的阅读底色，我在收藏时选择的作家，思想内容也要有一种这样的关怀，就是平等、有趣味、开放性，这样才是我喜欢的收藏标准。

再一个，这些作家，像叶灵凤、周越然，包括周作人，对书作为物件的外在形式，就很在意，很敏感。

郑诗亮：装帧设计、插图、排版都很讲究。

王强：鲁迅和周作人当年提倡“毛边党”，他们是中国作家里对书籍作为思想载体之外的形式呈现最早产生自觉的一批人。我后来的收藏，就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收藏同一部著作那么多版本，如果文字没改变，不是译文，不是有差异性的文字，那频繁收不同版本的意义何在？后来我读到一个法国人谈西方字体的专著，印象非常深刻。你看西方的书籍，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郑诗亮：威廉·莫里斯是工艺美术的大师级人物。

王强：那个时代之后，很多私人印书坊开始追求字体，字体是出版社安身立命之本。每个出版社要能独特，都要创造发明一个属于自己的字体。一个法国专门研究字体的人曾经谈到，如果一个字母表示的是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就像肉体一样，呈现的字体是它的灵魂，不同的灵魂展现出肉体的生命力是不一样的。

这句话非常到位，我们往往主张形式和内容二分，把它们割裂开来，好像书只承载内容，不应该考虑形式这一方面。但实际上，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中提出了significant form（有意味的形式）的概念，形式本身也是意义。

我喜欢很多作家的文体，因为我越读，越觉得他们的文体和外在的表达本身，和他们想传达的内在精神、内容是密不可分的，就像肉体和灵魂的关系一样。如果解剖把肉体砍死了，灵魂也没了。一个人不管多么衰老，如果他的心里还有一种生命的灵气在，这个人一定看上去是不俗的。所以，收藏于我而言，是我不愿意割裂本来就是合二为一的东西。收藏者是把肉体和灵魂再次汇聚在一起，完成这个使命。那些装帧、字体、纸张毛边不毛边，为什么后来越来越讲究，因为它不单纯是外在的。当你遇到不同的排版、字句，理解诗行的意义真的是不一样的。

收藏《爱丽丝》，是一种集藏童年

郑诗亮：能否请您谈谈对《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童年集藏，以及您这次对《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翻译是怎么选择版本的？

王强：我在译后记里列出了版本，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有很多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参考书。第一本我选择牛津的《世界经典丛书》（Oxford World’s Classics）。其编者和注释者Peter Hunt是目前英美研究儿童文学的最重要大家。他在80年代为牛津重新编辑了这两部著作，最主要的是把当年卡罗尔应坦尼尔要求删掉的章节“戴假发的黄蜂”补足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足本。再一个，他的介绍和最后的尾注都非常言简意赅地梳理了文本较重要的东西，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文本。我用它作为底本进行参照，因为初版本我都有，而且都有卡罗尔的签名，还有一册坦尼尔的签名。

1865年最早《爱丽丝漫游奇境》出版一刷的时候，坦尼尔就是插画者，他看到插画很不满意，就向卡罗尔抱怨。卡罗尔为了尊重他的意见，也认为应该收回，所以第一版一刷的1865年版本，据文献记载现存也就是13本左右。

郑诗亮：因为是个“错版”。

王强：倒不是错，是不满意，觉得太糙了。但据说没收回的这十几本，就成了收藏者心中的珍本，如果你有其中一本，那就不得了。我有幸收藏了这个版本，因为它的纸型没被毁，英国麦克米伦公司重新找了印刷商。隔了几个月，1866年这本书二刷了，这次才是真正的第一版。但1865年那一版没有回纸型，送给了美国的一个出版商，所以美国版反而原原本本出了英国1865年的印刷版，当然，出版商就不一样了，美国版是Appleton，英国是麦克米伦。

1866年的正式版本，就是那个卡罗尔和坦尼尔都满意的版本，据卡罗尔的日记记载，他送出去30本签名本，这部日记现在还没正式出版，是我当年在不列颠图书馆的橱窗里碰巧看到这一页，上面记述了这30本赠给了谁，我就拍了一张照片。其中的第三本，还有第七本，我都收藏了，是非常难得的版本，卡罗尔签给这个人的书，全世界也就这一本。这和收普遍签名的第一版一刷还是不一样的，可以说，这几册都是孤本。《镜中世界》的第一刷我也有他的签名本，包括第一刷两年之后坦尼尔另签的版本。

从版本来讲，还让我难忘的是爱丽丝原型Alice Hargreaves的签名本，她自己也收藏《爱丽丝漫游奇境》版本。我有一本她1933年签的版本，那时她已经80多岁了，快去世了。你可以设想，最早爱丽丝只是卡罗尔的故事中一个7、8岁的小孩子，这本书是他10岁时出版的，到这时，她已经是80岁的一个老太太了。这本书的品相非常好，到时，我会在新书里展示书影。